迟延胜

　　隶节是从篆书演变而来的，“隶书者，篆之捷也”，它比第邗易认．易写，是适应了历史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根据考古发掘的实物资科证明，隶书起源于战国中后期，列西汉中晚期定型，大盛于东汉，史称“汉隶”。“汉隶”风格多洋，艺术成就辉煌。东汉以后，随着草书、行书、真书的流行，隶书创作逐渐衰落下去。进入唐朝，隶书又一度受到重视，但面目下篇一律的“唐隶”与”汉隶”在艺术成就上足下可同日而语的。宋，元、明几朝，写隶书的人更是少之又少，米芾、赵盂頫、王锋等人的隶书只能聊备一格而已。当历史进入列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清朝时，隶书作为一砷“古体”又焕发出生机，名亨辈出，各旦特色，蔚为大观，号称“清隶”。
　　隶书在清代何以兴盛?此问题值得研究、探讨。
　　164年5月，清军人关。在以后不长的一股时间内，清政府镇压了农民起义和各族人民的抗清斗争，消灭了明朝残余势力，住全国范围确立满州贵族的统冶地位。为了巩固政权，清初统治者除了进一步加娃中央集权外，还努力加强文化思想上的统治-一方面大力推广以忠孝为本的程朱理学，束缚人们的思想，麻痹人民的斗志；另一方面严厉钳制那些不利于他们统治的思想言行：特别是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曾连绰大兴文字狱，读节人惶惶不可终日：清政府在大兴文字狱的同时，软硬兼施，提倡整理、考订古代文献，以转栘人们反清斗争的目标，在加上清初顾炎武等人重视考据的治学方法影响，到乾隆、嘉庆时期，形成考据学派，其内答主要是从文字音韵、名物训沾、校勘辑夫等方面从事千经书占义的考证，并由此推广到其他书籍。随着考据学的盛行，金石学、古文字学也进入鼎盛时期。清初，学者颐南原编成一部隶书丰典——《隶辨》?他在该书的序言中说：“《隶辨》之作，窃为解经作也，字不辨则经不解、”全书共八卷。前五卷广收汉碑之隶字，追本溯源，辩其形体；第六卷刘隶书偏旁按《说文》部首进行分析；第七、八卷碑考，说明碑之存亡居处。这是一部关于隶书的总结性著作，对后世产生较大影响-另外，宋代金石学家洪适编著的中国历史上最早集汉魏石刻之字的专书《隶释》、毛隶续》lll在清初刊行。康有为曾说：“乾嘉之后，小学最盛，谈者莫不以全石为考证证史之资。专门搜辑著述之人既多，出工之碑亦蛊……若平津孙氏，侯宫林氏、偃师武氏皆辑成巨帙，遍布海内。其余为《金石存》、《金石契》，《金石图令，久金石志》、《金石索》、《金石聚》、《金石续编》，《金石补编》等书，殆难悉数。”这些都大大推动了隶书创作的发展：写隶书要以占为师，以汉人为师，但又不能为占训所束缚，要继承，又要发展：因此，隶书在清代的盛行，是清政府文化专制主义的产物，是专制主义笼罩下知识分子变革思想的寄托，是考据学这种严谨而求实的冶学风气下产生的一种文化现象和艺术追求，是那种博大精深的真汉魏风骨在清代文化领域内的再现。 
　　清朝以前，草书、行书，真书从理论到创作皆已丰富和完备。一方面，汉魏之后，隶书虽在唐代一度兴盛，但是“楷书味”过浓，书家竞尚肥厚，千人一面，聊无生机；末、元、明人的隶书更是以行书笔法为之，点画平铺直过；清代书家吸取前人的教训，认识到写隶书要从汉隶人手、另一方面，在清代以前，书法创作特别是行、草书，大部疟帖学一路；入清以后，书家开始上追秦汉碑刻，学秦篆．习汉隶，以碑法人行，入草，走碑学之路，力求在创作上有所突破，这在一定程度上又促进了隶书的大发展。这两个方面也是隶书兴起的重要原因。 
　　隶书创作在清代更加文人化，学者化，许多隶书大家如郑谷口、伊秉绶，金农、邓石如，吴昌硕等，又兼诗文、绘画，金石、篆刻之学，学富五丰，有着深厚的字外工大，下笔自然不俗：另外，汉隶碑刻及拓本在清代除原有的保留仆，又不断有新碑出土，较有代表性的如：西汉《莱子侯刻石》、东汉《祀三公山碑》，《武氏祠石阙铭》．《宛令李盂初神祠碑》、《熹吊残碑》、《韩仁铭》、《樊敏碑》、《封龙山顺》，《三老讳字忌日记》，曹魏《黄初残碑》，《三体石经各、《王基残碑》、《范式碑》、《曹真残碑》等，大大丰富了隶书的学习资料，开阔了人们的眼界。
　　这一叨都繁荣了隶书的研究和创作，推动了隶书创作向纵深发展。

——摘自《书法报》